我下了车就去了一家酒吧，那是我第一次去酒吧，喝了一杯曼哈顿，一杯长岛冰茶和半杯内格罗尼（不好喝）都没有醉意。

我根本没有酒精过敏，我父母都是银行跑贷款的，还是在北方，双人酒量buff叠加在我一个人身上，那几个烂酒鬼加在一起都不一定喝得过我。

喝饿了之后我转个弯去了一家叫的美式工业风格餐吧，生意火爆得离谱，但热情开朗的服务生还是帮我寻了一个二楼的位子，在铁栏杆旁边。

我一边吃忧郁汉堡（蓝纹奶酪很好吃）和风味香肠，喝鲜啤，一边在迷离的暖橘色线性灯带下看一楼来来往往的异国风情的脸，想不论老外还是老中，人都是复杂的碳基生物。

就像我这样的“小妹妹面孔”，谁也想不到我对肉体的事无所谓到了什么地步。

秦皖和老陆唇枪舌剑你来我往，差一步就要撕破脸，可依旧在下一次碰头时自然而然站在一起谈笑风生。

秦皖说那个女孩儿让他倒尽胃口，可这也不妨碍他们在不知道什么时候（可能是恰好一起站在窗边抽烟的时候，甚至可能从接亲时两人第一次对视的时候）就已经达成了某种情场老手之间的默契。

我想那个女孩儿可能一开始就听懂了秦皖骂她的话，但骂一句，包括让她当众下不来台，这对她和秦皖而言都不算什么，甚至算得上一种类似于dirty talk的粗野调情。

我想起营业经理对我的嘲讽，她说的“不会顺杆往上爬”的“顺杆”原来是这样的。

我吃完了汉堡，和邻桌的老外有的没的聊了几句，就走出了悠航。

我出去后就买了一包烟和打火机，站在悠航门外吸了一口，瞬间呛得鼻涕眼泪一把流，鼻炎倒是真的，比秦皖留在我额头上的那个吻真多了。

“丫头，借个火儿。”我被人轻轻戳了一下，是个男的，三四十岁的样子，穿了件皮草领子的棕色夹克。

可能是我给他点火的样子太生疏，他叼着烟笑了，站在我旁边吞云吐雾，眼睛懒洋洋地在我身上扫了几个来回。

我们就这么无声地站在一起抽完了烟，我没怎么抽，还剩一大截的时候就扔在一次性纸杯里了，但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没有躲。

他眯着眼笑着看了我一会儿，吐出最后一口烟雾之后点点头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，“妹妹，想开点儿，回家去吧。”说完转身，潇洒地弹掉烟头，身影很快消失在霓虹尽头。

那天晚上我找了家快捷酒店，在闷热的霉味和烟味的包裹里迷迷糊糊睡了一晚，第二天就来了例假。

可能是喝过酒的缘故，那次例假我疼得翻天覆地，在三里屯一家咖啡馆里捂着肚子趴了一天，吃了半块牛油果面包，热果汁也只喝了几口，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们度过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故宫没去，潭拓寺的千年银杏也没看成。

我就这样捂着肚子乘出租车抵达机场，在傍晚搭上了返回上海的飞机，把一切困惑、混乱都留在了北京，那一天之后直到今日，我都再没去过京城。

礼物

转眼间我入职已经两年，银行基层的人也好事也好，都简单，业务流程就那些，那年头的单一网点连公司业务都还没有，除了存取就是转账，搞点网银和跨境汇款都已经算炫技了，即便有女人之间叽叽歪歪的事，我也基本不参与，更不站队。

她们说我也好，笑我也好，很遗憾，我都没能产生令她们感到愉悦的反应，久而久之也就懒得理我了。

可一切简单到极点了，我又开始困惑起来：“我该去哪儿？”

人生对我而言还早，五十五岁退休，我还有三十年。

但我不恐惧，也不焦虑，我好像没有那么鲜活强烈的感受，我只是觉得无聊，于是每次办完业务的时候总会问一问客户要不要开通银证业务，就带一嘴的事，说了也不吃力，虽然大部分人都会说“不要”，但总有人会说“可以呀！”或者“有什么东西送吗？”

之后我就顺理成章地做成了一笔小生意，小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一天开了八户。

印象最深的是网点代销贵金属，施华洛世奇的天鹅挂坠是我卖得最好的，因为我发自内心觉得它漂亮，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会看人下菜碟。

比如年末来给农民工汇工资的老板，穿黑貂，戴金戒指，一扔扔一把钞票进来，之后就自顾自看手机，你说钱不对，差一百，他立马就从钱夹子里掏一百出来，问都不问，等做完了我就会问他：“大哥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施华洛世奇的，我们有活动，五百块，真的很漂亮。”

他看看那镶满水钻的天鹅挂坠，再看看我，噗嗤笑一声，之后就盯着手机看了，脸上意味深长的鄙夷的笑会持续很久，我就等，奇妙的是之后他再看向我的时候，那笑就变了，变得随和好说话起来，一边把卡啊身份证往皮包里塞一边笑说：“好啊！拿两条！”

“小白妆化化好，施华洛世奇戴起来！”晚上轧账的时候她们总会这么说，几个人蹲在库箱旁边打算盘，算盘